一、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美方利益集團“利益非均等”的經濟學分析

　　根據WTO《紡織品與服裝協議》（ATC）的規(guī)定，存在了40多年的紡織品貿易配額終于在2005年1月1日取消了，但是紡織品“配額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著世界紡織品貿易的自由化。世界紡織品貿易在激烈競爭的同時出現了相當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其中，中美之間的紡織品貿易摩擦就是一例。

　　紡織品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而中國的勞動力工資與美國相比很低，由此根據比較優(yōu)勢，美國專業(yè)化于紡織品之外的資本密集型產業(yè)，而讓中國專業(yè)化于紡織品，這樣從整體上兩個國家都會獲得貿易利益�？墒�，美國的做法卻是處處設限，似乎在放棄這種互利貿易。這一悖論產生的原因究竟何在？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就經濟學“理性人”假說和人在經濟社會的“自利性”來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國各集團的利益沖突。簡單來說，某個利益團體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經濟利益，所以整個國家或世界的貿易利益對于他們來說是次要的，這種尋租導致政府的對外經濟行為失調。中美之間的紡織品貿易摩擦也是如此。

　　美國市場是高度自由競爭的市場，根據推理，當中國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后，直接的后果是導致美國國內紡織品價格的下降。在短期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價格下降，紡織品部門的資本收益率會趨于下降，這一變化將產生兩個重要結果：一是由于存在報酬遞減規(guī)律，資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將小于價格下降的幅度；二是更多的資本將逃離紡織品部門，即紡織品部門整體的行業(yè)規(guī)模將趨于縮小，而其他部門的規(guī)模將擴大，并最終影響紡織品部門的產出。

　　這一變化對紡織品部門的工人、資本所有者、其他部門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農場主這四個集團的利益將會分別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對資本所有者而言，他們實際收益的變化是不確定的，因為一方面，根據第一個結果，由于資本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小于價格下降幅度，以紡織品衡量的資本所有者的實際收益是增加的，而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商品的價格不變，因此以其他商品衡量的資本所有者的實際收益是減少的。因此，不能就此作出資本所有者的實際收益增加或減少的結論，而應當最后綜合他們的消費偏好進行考量。

　　紡織品部門工人的實際利益是受損的。這一損失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由于邊際報酬遞減規(guī)律，當部分資本退出紡織品部門后，紡織品部門的剩余資本的邊際收益將趨于增加，在競爭市場上資本和勞動要素分別按照他們的邊際產出獲得收益，因此即使在紡織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紡織品部門工人的實際利益也是減少的，當紡織品價格下跌時，紡織品部門工人集團的實際利益更是趨于減少。二是由于紡織品部門整體規(guī)模的下降將直接導致工人就業(yè)率的下降。

　　其他部門工人的實際收益則是增加的，這一福利變化也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紡織品價格下降引起其他部門工人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有部分資本從紡織品部門進入到其他部門，從而導致其他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下降，并導致工人的收益增加。但是，由于相對于總體而言，增加的資本數量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紡織品部門資本流出對其他部門的福利改善程度是微弱的，由該部門資本變動所引起的其他部門工人的實際收益的增加幅度也是有限的。

　　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莊園主的實際收益也是增加的。紡織品的涌入并不影響農產品的價格，而紡織品價格卻是下降的，因此莊園主的實際收益是增加的。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引發(fā)的政治學思考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美紡織品貿易中資本家收益不確定，而紡織品部門工人在中美紡織品貿易中受損，其他部門工人的實際收益增加；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農場主的實際收益增加。由此引發(fā)的政治問題將有助于解釋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與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相違背的“悖論”。

　　從美國政治家的角度來看。紡織業(yè)作為美國最大的制造業(yè)部門之一，近幾年就業(yè)人數一直在5%左右徘徊。如此龐大的勞動者隊伍是美國社會中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隨著中美紡織品自由貿易的開展，這一部分人將感到自身的收益每況愈下，他們渴望從美國政府那里得到貿易保護，于是他們會通過工會向政府施壓。同時，他們也是未來大選的選民，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選舉利益，也會制定針對中國紡織品進口的貿易政策，以爭取更多的選票。

　　從美國工會的角度來看。因為普通工人群體的利益在貿易中是受損的，所以在發(fā)生貿易利益沖突時，他們會采取行動給政府施壓，迫使政府出臺紡織品貿易保護政策。這是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形成的主導內在因素之一。

　　從中美紡織品貿易中的土地所有者（即美國的農場主）的角度來看。中國龐大的食品市場為美國農商企業(yè)提供了機會，出于害怕中國政府在農產品上進行保護，以回應美國在紡織品貿易方面的保護主義，當美國政府制定或采取針對中國紡織品貿易的限制政策時，他們投的是反對票，這也是我們在貿易爭端中應積極爭取的力量。

　　美國其他行業(yè)的工人和資本家也是我們要分析的對象。隨著中國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從而引起美國紡織品價格下降，其他行業(yè)的工人或資本家在其名義收益不變的情況下實際收益是增加的。如果美國政府采取限制性的貿易政策，他們的實際收益將減少，但這種增加或減少對他們單個人而言可能是微小的，因此，除非有一個團體能夠統一他們的經濟力量和政治認識，否則他們個人并不愿為自己的一點小利益去花大力氣對政府施加壓力。這一集團也是我們貿易談判中需要利益同化的部分。

　　所以，中美貿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個經濟問題背后的政治問題，利益集團分層和政治力量博弈成為了這個問題的結構性特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會影響經濟政策。在中美紡織品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各利益集團都在起作用，究竟是哪個集團占上風，這取決于各利益集團在這一過程中的總的互動行為和博弈結果。由此，經濟問題的背后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政治化的結論，那就是一個經濟事件分化了利益集團，而為了其局部集團的經濟利益，各集團都試圖影響或改變國家經濟戰(zhàn)略。就本文所述事件而言，以美國工會為代表的紡織品貿易受損集團目前似乎在國內各利益集團的博弈中占得了優(yōu)勢，所以就表現為對華紡織品貿易戰(zhàn)略中貿易保護主義的強硬抬頭。